“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酒文化

  “酒”字是三点水加个“酉”字，酉时是一天中的17点-19点，古人认为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劳作，这个时间段是最适合喝酒的。“酉”本身也是酒的本字，所以凡是和“酉”相关的字都与酒有关：酝酿表示造酒，酤代表买卖酒，醉醺都是喝多了酒，醇指不掺水的酒，酗指没节制地喝酒，酌表示斟酒饮酒，樽为酒器。自酒产生之日起，酒文化相应而生。史记中记载，商朝“以酒为池”，纣王更是建立酒池肉林，供自己的奢靡享乐；周朝强化饮酒控制，《诗经·小雅》中宴飨诗《鹿鸣》，就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周代，宴饮已经变成了周王与诸侯拉拢感情、巩固政权的工具，酒宴更注重礼节，有很重的仪式感；秦汉时期酒风淳朴；魏晋时期醉酒成为一种潮流；唐朝酒世界豪情万丈；两宋时代追求开怀畅饮；元朝酒文化浩荡刚烈；明清时期诗酒融合硕果累累：我们最熟悉的《三国演义》开篇诗：“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无不是诗蕴酒香，酒赋诗情。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文化的象征。中国的酒文化核心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子追求绝对的自由，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的思想是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也不做昂头阔步的但受人束缚的千里马。追求绝对的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文化的精髓所在。

  魏晋处在诸侯混战，分割天下的时期，社会矛盾集中而经常性爆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酒似乎成为了人们宣泄的出口，那么在魏晋时代的文人墨客们是怎样度过政治党派争斗呢？诗与酒又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魏晋文学分为几大流派，一个是以曹氏父子的政治集团为核心的建安文学，统领着建安七子和女诗人蔡文姬，风格以“慷慨悲凉，清新刚健”为主要特色；另一个是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正始文学，以竹林七贤为主，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即跳出各种传统的束缚，任由人性的自由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他们虽然文学主张不同，风格迥异，但是都是以酒为“酵母”引发的佳作，在他们的“酒诗”中或隐或现地流露出了他们对时代的情感。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曹操的《短歌行》，格调慷慨悲凉，深沉雄壮。开篇：“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它表达的是曹操的政治愿望和人生抱负，以及治理国家、社会的理想和责任。“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虽然诗人感慨生命有限，但并不让人觉得消沉，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的“对酒当歌”——正是酒力的烘托，使诗人的慨叹得以升华。酒成为他们认识自我，并试图超越自我的手段和工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便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沉溺酒中、无为而任性过度张扬自由。

  司马氏一族篡权成功，用晋取代了魏，坐享了三国的成果。为了巩固政权，对不肯归顺的文人展开了残忍的杀戮，嵇康因为是曹魏的女婿，又不肯在司马政权下做官，遭到司马昭的嫉恨，再加上奸臣钟会的推波助澜，最终一代文学家和音乐家落到被公开处死的下场。文人们经历了过于轻易的生离死别，改变了那个时期的哲学观，他们追求借酒来逃避现实，展现自我。

  《世说新语·任诞篇》有这样的记载：“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在魏晋时期，如果想要当名士，不一定会有什么奇特的才华，只要能喝酒，能背诵《离骚》就可以了。这句话虽然有调侃的味道，却反应出了当时的社会对饮酒的重视。

  残酷而富有魅力的魏晋时代，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名士群体，如果说放任而自由是魏晋风度的思想核心，潇洒不群、飘逸自得就是外在的精神气质。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的道具和象征就是“酒”。说起具备魏晋风度的名士，我们要说两个人。

  一个是刘伶，刘伶有才华擅长辩论，但是因为不满当时的政治环境，于是每天都是醉酒的样子，被世人称为“醉侯”。刘伶长的瘦小，有一次在街上因为喝酒和一个壮汉发生了口角，壮汉扬起拳头要揍他，刘伶缓缓的说：你看我个子矮小，身上又瘦的像鸡肋一样，你的拳头要落到哪里呢？壮汉看了看刘伶，笑着放下了拳头。刘伶的妻子劝他戒酒吧。刘伶想想说：酒不是我一个人说戒就戒的。你去买些酒肉来，我向神鬼祷告发誓，我要戒酒。于是妻子把酒肉供在神前，刘伶跪着说：“天生我刘伶，酒是我的命。一次喝一斛，五斗消酒病。妇人之言辞，千万不能听。”说完拿起酒肉就吃喝起来，颓然醉倒了。魏晋时期的名士大多都是能喝能写，但是刘伶只留下一篇《酒德颂》。

  另一个是阮籍，阮籍被人称做“青白眼”，他遇到憎恶的人就会翻起白眼看人，遇到喜欢的人就用黑眼睛看人。后来有很多诗人引用阮籍的这一个特性来表达遇到知己时的欢喜之情，如黄庭坚的“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登快阁》）、纳兰性德的“青眼高歌俱未老”（《金缕曲·赠梁汾》）。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一句：“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阮籍以酒买醉，佯狂避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文人内心的悲愤和郁结即使是酒也无法全部消遣出去，只要用乖张另类的行为去化解。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魏晋的文人们对政治前途完全不报希望后，转而对饮酒的环境、对酌的对象以及饮酒的方式都有着独特的追求。

  在环境上，遵循春饮宜郊，夏饮宜庭，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的原则，且要求自由欢唱，优雅从容。将天地、自然和人融为一体，才算不负这杯中的美酒。

  在对酌之人上，陶渊明的《拟古》其三“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红袖相伴，美酒添香，交相辉映。或者几个挚交好友因为离别、欢聚在一起以酒为媒介，通宵达旦。

  在饮酒方式上，则更是追求清谈无为的境界。琴瑟和鸣、诗词共赏，不去想外界的纷争，宁愿沉醉在这简单而理想的生活氛围中。

  魏晋名士崇尚清雅的谈论，虚无缥缈的玄理。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与传统儒家思想相比，儒学注重现实，要求恪守礼教，强调为社会为群体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参与精神。而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则不同，它追求的是无欲无求，自我人性和人格的极度自由。而魏晋文人的这个特点的形成原因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的，因为雄心壮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只能放弃理想转而追求人性的最大自由。